第三屆廣州三年展提出了十分聳動且有野心的主題：《與後殖民說再見》。自從這個頗具煽動性的議題被提出後，爭議與辯論隨著策劃期間數度舉辦的論壇而展開，並延續至展覽開幕仍未停歇。廣州三年展開幕式在九月六日於廣東美術館時代美術館舉行，那是一座仍未完成建造的大樓，當天氣候悶熱並下著滂礡大雨，策展人高士明（中國美術學院藝術與人文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張頌仁（香港亞洲藝術文獻庫聯合創辦人，藝評家，中國美術學院藝術策劃與行政專業客座教授。）和來自倫敦的印度裔文化研究學者策展人薩拉．馬哈拉吉（Sarat Maharaj）於這座有如工地的騎樓大廳中，再次向來自各地的媒體和觀眾釐清這個題旨的意含及其所造成的混淆與質疑。

策展題目在預設上，認為「後殖民主義」在藝術策展領域已形成了體制性與主導性話語，因而失去了它原本的批評力量，故有必要向它說「再見」。挑釁意味十足的大膽企圖，誘發觀眾繼續往下追問和探索的高度興趣。然而，就像廣州或任何一座急速發展的中國城市仍在不停地建設與成長的景況，「與後殖民說再見」在喧囂熙攘的文化話語風景中，也像是一句具有企圖心但卻尚未完成的語句。和後殖民「說再見」之後，這股文化思考上的自覺力量的推進將啟程航向何處？它像提出了整體表述的「上半句」，而觀者寄望從展覽的實際經驗中去獲得「下半句」的可能解答為何。

前往在時代美術館十四樓和十九樓的展場的過程，歷經漫長而擁擠的等待，一部只能搭載十來個人的電梯，超過負荷地往返運送數百位想一探究竟的好奇觀者。到達了頂樓展場之後，卻發現展覽在匆忙準備中只完成了局部，甚至有些作品因而未能展出。事實上，國際雙年展的專業觀眾對於超級大展出現這樣的狀況並不太驚訝（許多地方如光州、上海都發生過），令人感到有趣的是，這「仍待完成」的開幕現場，相應於「仍待解答」的展覽題目，二者相互交織出一股饒富象徵意味的局面。

高士明在其策展論述中首先指出：《與後殖民說再見》的論述基礎，不在於對後殖民主義的簡單否定，而現實上，非西方所處的後殖民情境也尚未終結。提出「與後殖民說再見」的基本出發點，是希望當代藝術的語言和思考能從當下過度政治化、體制化、已在藝術策展中淪為陳腔濫調和政治正確的巢臼中脫走，對意識型態化的術語保持警惕並重新反思其批判力量。三位策展人都同意，「說再見」同時意味著再出發。就策展動機而言，這是一個有勇氣的出發點，也提醒了一種反思的觀看經驗的可能。然而另一方面，當這樣的題目置入藝術創作所將對應的真實文化處境和歷史經驗中，它似乎仍然無法作為真正闡釋全球文化中無論是語言溝通、生存際遇或生產支配關係的方法，甚至更無法成為轉變或突破在後殖民狀態中相對的宰制關係的有效工具。「與後殖民說再見」毋寧說比較像是一句態度上的口號。

論述首先從中國是否存在「後殖民」歷史經驗的歧義與反駁展開，開啟「後殖民」議題在廣州三年展中作為「話語」和從「經驗」出發的兩條辯證路線。但是這個論點對後殖民作為「策略性的話語的失效」的批判，和檢視真實生活經驗與藝術實踐兩個層次上，並未能清楚地劃分開來。後殖民作為「話語」同時又是「經驗」上的省思，似乎也和這幾年國際上所謂的藝術「中國熱」現象有關。在藝術領域，中國當代藝術的高度市場化和符號化，令人不禁提出疑問：中國當代藝術在世界文化權力的結構中，是處於主動或被動、支配或被支配位置？或者都有？中國策展人面臨的迫切危機感，是在這樣的複雜依存關係中，該如何進一步釐清或面對中國在當下世界經濟、社會、甚至是藝術的生產關係中佔據或被賦予的角色？

策展人張頌仁的策展論述中，有一半的篇幅回溯毛澤東成立新中國之後的社會現代化經驗，那是一段中國向世界開放之前的封閉階段，也是在「中國熱」這股潮流中讓西方觀眾最感到神秘或亢奮的素材。透過藝術作品的不斷演繹與被詮釋，「中國」逐步地被象徵化和符號化而脫離真實歷史和生存情境，致使最終連「話語」也脫離了真實情境而成為不斷抽象化的過程。為呼應展題，張頌仁重新敘述中國以「自己的方式」革除舊思想與傳統以進行現代化/西化的這一段過程。他將中國所經歷的文化上的震盪、摧毀與再生描述為中國的「自我殖民」。「自我殖民」用於中國的情境，它必需被特別括弧起來。它一方面說明中國並不真正經歷被殖民的歷史，另一方面為的是要再次指出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那是「中國的現代性」和「現代的『中國性』」。這如同三十年前鄧小平為經改合理化所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宣示，當下的中國也處在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後殖民情境」中。

策展人在廣東美術館入口大廳以劉大鴻的作品〈馬上信仰之所「堂」〉開場 。展覽以此擔綱，作為引發這種獨特的「中國性」討論的開始。劉大鴻這位忠於中國共產黨基本教義的創作者的創作語彙（他將毛澤東神像化、共產中國的歷史過程予以祭壇畫的神聖性），讓人感到歷史的迴光被架接於當下情境，其所產生的衝突和弔詭，提供了觀者異於當下一般對於中國當代社會及中國當代藝術史的認知經驗。展覽以一件中國藝術發展中被遮蔽或忽略的作品－因歷史與社會發展的轉向與錯速所導致的政治不正確的語法－當作「採樣」為開始，意圖解釋某種中國當代的複雜面貌，也意圖使觀者重新看待所謂的「中國當代藝術史」是什麼。它表達了這個展題中所隱含的另一層渴望－賦予和掌握以「中國性」為本位出發的話語權。

對中國策展人而言，《與後殖民說再見》一方面是以中國的現象/現實/史觀為前題所量身打造，另一方面則加入全球各地區更多的藝術「採樣」作為呼應，但展覽無論是形式語言和內容上卻是營造出「重返後殖民」的整體普遍印象。中國策展人的論述幾乎只談論中國自己，僅管在撒拉．馬哈拉吉和七位來自不同地區的策展研究員的助陣下，試圖讓展題概念擴及到不同文化與不同地方，以避免它淪為只在中國內部有效的封閉語言，但是單單「亞洲」、「中東」就已經包含了不知多少種不同的經驗和生存現實，這使得展覽成為參雜紀錄、歷史、觀念、詮釋等各種形式與議題的大拼盤，批判性也因而顯得不聚焦和微弱。這樣有意擴張解釋的推論尚未完備之時，就已用一個過於籠統、標語式的題綱把各種不同的際遇、落差或甚至存在著不同對話對象與想像的各式主體囊括在一起，導致觀者無法在同一個指涉意義上、在「展題」與「展覽」的落差和矛盾中不斷徘徊和游移。

事實上我們仍不該忘記，後殖民主義所啟發的意義與後殖民的批判性話語/理論在文化場域所發揮的有效性，在於審視曾經或當下存在的不同政治及文化主體間的依存和支配關係，其魅力是來自於它對霸權所產生的反抗或撼動力量。例如「自我殖民」一詞，在真實經歷過殖民歷史的台灣便完全是另一種意義，台灣藝術家陳界仁的作品〈軍法局〉事實上談論的是台灣當代社會中「殖民意識內化」後的自我殖民狀態，在這之中，後殖民的批判性話語仍然是一個逼現宰治思維或霸權的途徑，或者正如陳界仁所言：中國面對的是刻板印象、再現和身份政治符號化的問題，但台灣剛好相反，連刻板印象都找不到。因而在台灣或其他非華人地區的處境中是否可以簡單並斷然地用同一種思維「說再見」也都需要深思。

因此，這個主題和其他文化脈絡下的作品及現實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斷裂，除了以「中國性」在語言上、史觀上得以重新解讀的中國藝術家作品之外，其他絕大多數作品的內容並無法「直接」回應這個題目。不過薩拉．馬哈拉吉在論述中也一再提醒著「說再見」的同時所要具備的開放性和思考更為廣闊的論述空間的必要性－觀者亦然，以達成真正的經驗上的反省和話語及意識型態上的超越。若以此審視展覽內容，觀者實際上需要回到各個主體的真實境遇中，從對當下不同的社會圖像中所勾引出來、複雜幽微的多重「關係」中去重新凝視，而非停留在策展語言操作的論述層次或現象描述上。其中，理解不同個體之間彼此「關係」所展開的對話和溝通，將遠比單方面的宣示來得更有說服力。最終，馬哈拉吉的「深情告別」和「通過視覺思考」呼應著高士明所談論－蘊含「再生」意味的「回歸」與「啟程」，「說再見」這個題旨也終究需要回歸和落實到觀看經驗和生活經驗中去探討和推論，方能獲得更多啟發和批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