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意識的缺席-重思關於寶藏巖的創作和論述

作者:張正霖
來源:張正霖, 典藏〈今藝術〉
日期:2008年11月

 摘要

相機可以很仁慈;相機也是殘忍的專家。[i]
- Susan Sontag


重構認識框架


「寶藏巖」的存在,不是一個單純的藝術事件,因為它牽連了該地居民的生命經歷的表述,以及某種社會運動性的想像。當事的藝術家不一定意識到這個層面,許多的問題與相互的爭議便由此而來。[ii]

目前,對於寶藏巖相關的藝術事件,常可見兩種主要的批評模式:(一)以某種藝術本位觀出發,認為藝術是純粹個人的事物,不該介入政治或社會運動,即便藝術家要介入,也必須以個人的動機為最高原則;(二)對藝術的社會介入性有所同情,據之,認為某些寶藏巖相關的藝術家的作品,無助於達到運動的目的。在台灣的藝術社群中,第一種意見,其實是種潛在的主流意識型態,經常可聽到,卻常淪為一種套論,因若真能做到絕對的個人主義,毫無絲毫世俗的顧慮,以抗拒這個不斷異化的世界,那麼其本身所湧現的解構力,將十分驚人,可惜,在現實中,大部分的藝術工作者都做不到如此「純粹」。

將世界絕對的個人主義化,有長久的美學傳統,雖然是個經不起考驗的烏托邦,卻不至於失去其內在邏輯,真正替我們造成問題的反而是第二種意見,因為它看似坐穩了一個更具社會正當性的基礎,但它真的把眼前的難題剖清了嗎,或者說,它碰觸到可能的問題本質了嗎?在大多數的狀況下,答案恐怕是令人感傷的否定。也由於美學話語的內在貧困,此類的批評常在有意無意間滑向一種對創作者的「身份檢查」,去檢查創作者的政治態度是否正確、運動性格是否充沛,生活方式是否能與當地社區民眾同一等等,如筆者手邊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林宏璋),[iii]即指責過葉偉立的作品沒有「寶藏巖人的生活」,是一種自溺的旁觀,甚至還與官方主導的都會邊緣空間仕紳化(中產階級化)過程相互呼應。

林宏璋式的批評,其實已經為自己預備了進一步討論時的泥淖,因為旁人可以很容易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同樣質疑批評者本身的中產階級位置,質疑他是否較其批評對象更能與在地民眾的生活方式相「結合」,結果是,這一切尚待開展的討論,恐怕可預見,就將在知識份子們經常失焦的相互指責聲中結束,彼此動員理論名詞與文化資本,而寶藏巖的居民甚或一般的同情者依舊只能旁觀,一切均未改變太多。

在思考上述兩種常見的批評模式及其內在盲點時,我們應該避免去輕率地分別誰對誰錯,這全然無助於我們的討論,況且上述兩種批評模式在性質上其實是相同,即它們都只是種規範性聲稱,並未真正深入去處理,在這樣的作品背後可能的創作方法論,以及若藝術真欲介入社會時,所將可能面臨的一連串尖銳問題:藝術究竟是否能夠成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若能,它應以何種形式或內涵出現,創作者又該如何在運動中自處,藝術家極可能在火熱的運動現場中不斷被挑釁其角色,不會像在美術館中這麼安全;若運動的目地與藝術的自主性有所衝突時,我們又該如何面對;我們是否已開拓出合適的藝術語彙,來描述那些發生在常規化的藝術空間之外的作品,作品如何反抗既有的權威體制,又該如何傳達這種反抗......等等。反思這些問題的過程,大多不是歡愉的,甚至還要面對一個很嚴苛的自我要求,即真誠的參與者必須實踐一種高度的倫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