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一點說，我拍報導的東西，可說是從任職「天下」時開始的。在「天下」、「時報雜誌」工作下來，認識了一些工作上的困境。想做的題目，編輯部沒興趣，或者經費批不下來，工作時間也不夠，要求兩天三天做好一個報導，兩、三天固然也可以做出來交差，但在自己嚴格要求下，一個好的報導是要有一定時間、金錢上的支援才能做到。
深入一個要報導的環境，比較長期地生活、體驗、觀察和研究才能做好報導攝影─這是我一直有的似是而非的信念。現在，我在工作上不可能取得這些條件，我該怎麼辦？因循下去，一日混過一日，我很難過。這是個困境，我得採取具體行動解決。怎麼辦？我向報社請一年的假，用積存的一點錢，準備到八尺門去。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挺渺茫的。我只知道，在困境之中。我必須選擇，必須採取行動，跨出第一步。
小時候，我曾經和山地小朋友玩過，對山地少數民族有基本感惰。有一次，和攝影的好朋友一塊去過八尺門拍電視，當時為了拍平地山胞的題材，訪問過台北近郊的平地山胞社區。每個社區有不同的特點和問題。但我決定拍八尺門，主要是因為八尺門是阿美族山胞大規模向平地遷移時自己選擇的地點。由於社區是違章建築，他們建了被拆，拆了又建，自然地形成一個聚落，也因此保留了山地聚落那種家與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原來同族間親密的關係。這種從貧困、艱難中產生密性，很吸引了我。
報導攝影，對於我，具有重大的社會責任和目的。我不是研究台灣山地少數民族問題的人。但是，我強烈地感覺到台灣少數民族正面臨極大的問題。這些問題，像一切別的公害、環境問題，在還沒有勃發成為嚴重問題前一樣，沒有受到社會和政策上充份的注意。但今天少數民族問題再不加以正視，有一天問題爆發，對於少數民族和漢族都會產生很大的傷害。我一向對人有特殊的關心。對人的關心，其實是我決心報導八尺門的一個基本的動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