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份子》人形是以自覺的二度空間再現，表達出公眾對於2002年一場造成阿根廷銀行關門、大多數經濟活動停擺長達一年的龐大危機所做的回應。自從 1989 年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球實踐後，類似的這種危機便以越發增加的頻率，在世界各地的國家裡破壞日常生活的結構。對亞洲國家而言（但也對俄國、前東歐和巴西而言），最大且最重要的一場危機出現在1997至1998年間，這場貨幣與股票市場的危機不僅壓垮了經濟，並導致了印尼政權的變動，緊接而來的便是貧窮和紛亂的暴動。在每一場這樣的危機中，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烏托邦形象在數百萬的人心中都毀滅了，而過去歷史的元素（也就是我先前所說的「夢魘」）再度滲回人們的覺醒之中，形成強烈的懷疑主義、憤怒與對另一種生活的渴望。就在這種狀況之下，特別在1998年之後的全球雙年展（但在某些地方則要早得多）變成為混種的社會工具，它們主要具備世界級文化事件的標準外表；但來回跨越其中的則是尋求金錢城市以外現實的藝術家、策展人、評論家和參觀者。所有這些人帶著意識、感性和表情，具體呈現出跨州財政秩序的「單一世界網絡」上的裂痕，盤谷大陸的裂縫。

第六屆台北雙年展的特殊性在於，正是在這座新自由主義城市的一棟陳列機構內，示範了政治慾望的模稜局勢。例如，納山．圖爾（Nasan Tur）的《背包工具組》（Backpacks, 2006-2008）便是遊走於行動主義邊界的一件表演作品。這些可攜帶的工具組可用在公開演講、示範說明、烹飪、破壞行動和粉絲崇拜上，可以適用於展覽各處有興趣的人身上。我們知道，這類作品基本上是種表演概念，在相對來說控制的狀況下，由藝術家朋友們在各個場地製作搭配作品的錄像。但這些作品同時也表達了一種破壞性的青年與學生文化，它們在支持廣泛的網路內，以隨意的流動性建構起來，並能對立即的政治化開放，這點在1960年代以後便令有關當局甚為憂慮。而其中的訊息究竟是什麼？美術館的中立化，或是一場反叛文化的持續傳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