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們知道〈帝國邊界 I〉是來自你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的經驗，你因為受邀參加紐澳良雙年展而到美國在台協會（AIT）申辦簽證，由於表格填寫有錯誤，遭到面試官懷疑你想要偷渡。你如何從這樣的個人經驗發展成創作行動？

陳：由於台灣在政治經濟上長期依附美國，以及「美國價值觀」在台灣主流媒體的宣傳下，幾乎成了檢驗一切事務的標準。也因此「美國」一直是台灣人民最希望去留學和觀光的地方，甚至許多人懷抱著想像中可以實現所有慾望的「美國夢」移居美國。但是台灣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人，在前往美國在台協會申請簽證面試時，受到美國簽證官以歧視性的語言羞辱或以不明的理由拒發簽證。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個案例。

相反的，美國公民入境台灣時不但免簽證，也不需要按指紋和經過嚴格的身分審查與面試。對於這種長久以來的不對等和殖民主義式的主從關係。台灣政府卻從未提出過任何公開的抗議，這使得很多台灣人民對於美國簽證官的言詞羞辱只能默默的忍受。加上「美國價值觀」早已內化至台灣社會的深處，致使有些被拒簽的人還會反過來自責、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夠好或犯了什麼錯？

前往美國在台協會申辦簽證面試時，不但要經過嚴密的安全檢查，同時美國還以反恐為由，強制要求他國公民按下指紋列入其監控的檔案，並且還要將電子產品、相機、手機等通訊設備交出。由於申請簽證者是在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狀況下接受面試，因此即使在過程中遇到不合理和粗暴的對待時，也無法提出任何得以申訴或控訴的証明，甚至在被拒發簽證的同時，還會拿到一張上面寫著這「沒有申訴管道」的文件。人在這個剝除了個人隱私和尊嚴的空間內，就如同義大利思想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赤裸人」（Naked Life）─處在被隔絕、審查、質疑和監控下的赤裸的狀態。

但這樣的經驗，並不只發生在台灣人民的身上，同時也是大部份非西方人在出國旅行、觀光、探親時，常常會遇到的「日常經驗」。我認為這不僅是強權國家對其邊界控制和阻擋非法移民的政策，更是強權國家以法律之名對於弱勢地區進行的一種規訓機制。

當時我想在無法提出證明也沒有申訴管道的狀況下，如何能揭露這種不對等和反抗這種殖民主義式的歧視？因此我先是成立了「我懷疑你是要偷渡」的網路部落格，邀請同樣受過美國簽證官言詞羞辱的群眾，公開寫出他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經驗。我想藉由將這些集體經驗匯聚起來的「檔案」，作為揭露強勢國家對弱勢區域民眾控管和歧視的第一步。

我是這樣開始〈帝國邊界〉的計劃。確切地說，它是未來一連串行動的基礎。

問：你運用網路部落格發動的網路匯集和書寫－你稱之為「人民書寫」，在這樣集體發聲之後，它產生了什麼樣的行動意義？

陳：我並不是天真地以為單靠這樣的集體發聲，就可以對親美的台灣政府造成足夠的壓力，並且能要求美國政府改善其殖民主義的簽證制度；美國在台協會雖然在名義上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但實際上卻是扮演著類似大使館的官方機構，而作為一個「帝國」的外交單位，是不可能輕易的向被其宰制地區的人民，承認其非人性的殖民制度。

同時做為「反恐同盟」一員的台灣，可能在未來的兩年內，會因為改用晶片護照和與美方在反恐情資的合作等原因，成為赴美免簽證的地區之一。雖然晶片護照是一種更為嚴密的監控形式，同時會使目前有形壓迫的面試制度變得「隱形化」，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先將有形的壓迫關係呈現出來，是有助於未來去反思美國對於被其宰制地區的人民，更為細密和無形的支配與監控關係。

成立這個部落格不僅能將原先無法成為歷史檔案的「個人」事件匯聚起來，同時也能公開呈現出台灣與美國極端不對等的關係。也只有公開面對這種被歧視的經驗，我們才會開始去追問：我們為什麼會被如此對待？我們可以如何改變它？並且也才能同時反思，我們是否也以同樣的「帝國意識」和心態，去對待其他區域更為弱勢的人民？

如同今天的「帝國」已不再是由單一的主權國家或民族國家所構成，而是由各個主權國家的統治階級藉由各種全球或地區性的政經組織架構，按實力強弱構成金字塔般的權力形態。因此，也只有意識到「帝國意識」同樣在台灣社會的存在，才可能藉由去除台灣社會內部的「帝國意識」，發展成為台灣社會內的「去帝國」運動；或者說，去除「帝國意識」也是「去帝國」運動的一部分。

問：當你的部落格上線發佈後，幾天之內就有幾百則的留言說出類似的經驗，這可以說是台灣第一次這麼大規模的對美國在台協會簽證官態度的集體抗議；當然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人對你的批判態度持反對意見，認為你在炒作輿論，甚至以美國的移民法和國土安全法等法律名義，為簽證官的態度辯護。你怎麼看待這些大量和你雷同的經驗？他們傳達了什麼訊息？你又如何看待那些反對意見？

陳：在台灣除了少部分知識分子會對美國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批判外，大部份人還是被主流媒體提供的馴化思維所包圍，同時也因為台灣官方對於美國的依附關係，所以對美國的殖民主義只能軟弱的配合，這才使得過去這些抗議的聲音從來未被真正的注意。

也許因為部落格留言的「匿名性」，使得很多過去被壓抑的聲音能夠被書寫出來，對於這些誠懇提供個人案例的人，我覺得他們對於揭露美國的殖民主義有著重要的貢獻。

同樣的，對於那些積極維護美國殖民主義正當性的留言，我也認為他們對於美國的「帝國意識」是如何在台灣深化，留下了一份極有參考價值的檔案；我們可以看到這類為美國辯護的典型觀點是認為這一切的歧視做法是「依法有據」。「法律」在這些論點中成為唯一評價「人權」的標準，在這類論點中並不存在國與國、社會與社會、人與人和體制與人民之間，應有的公平、對等、民主、尊重等條件，而只要求所有人必須服從掌握權力者所制定的「法律」。從歷史上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美國和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台灣的戒嚴條款等等都是「依法有據」的。同時現在的全球資本主義也同樣藉由WTO的組織架構，「依法有據」的對全球人民進行剝削。值得深思的是何以作為被歧視和處於不對等狀況下的台灣，還有相當高比例的人，積極的維護美國的殖民主義？這些檔案對於有意探討「帝國意識的內化」或「後殖民主義」與其「治理技術」問題的人，或許是一份值得分析的文本。

而最有積極意義的留言，是那些要求檢討台灣政府對於外籍配偶、移工或弱勢族群同樣採取不人道政策的留言；對我來說，這些留言代表著台灣社會內部去除「帝國意識」的力量。

問：「人民書寫」在此的意義與行動，是你在〈軍法局〉時所談論的「書寫行動」的延續嗎？而〈帝國邊界 I〉的影片是由兩個段落組成，可否談談為什麼你要將這兩類的案例並置在一起？

陳：對我而言，「書寫」的意義至少包含著：在體制的主流論述外，提出另一種觀點、讓無法被看見的現實能夠「被看見」、在無法發聲的事件中，創造可以發聲和行動的場域。我的創作一直是關於這些事。

在〈軍法局〉中，我想處理的是台灣社會內部如何在面對「轉型正義」問題時，不陷入兩個對立的右翼政黨假歷史解釋之名所設下二元對立的陷阱，尤其是藉由這個陷阱，遮蔽了在全球資本主義下對當代人權持續性的壓迫。所以影片中我關注的是如何把當代的人權問題聯繫到歷史的脈絡中，讓討論「轉型正義」的問題不只限定在過去的歷史，也同時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的問題。

在〈帝國邊界〉的計畫中，除了之前「我懷疑你是要偷渡」的部落格書寫行動，在〈帝國邊界 I〉的影片中，我之所以想以臺灣人申辦美簽時被無理拒簽的典型案例，對照大陸配偶在台灣機場入境面談時被台灣移民署以更不人道的方式對待的案例，主要是想呈現在今天由各個主權國家所構成金字塔結構的全球「帝國」中，美國固然是「帝國」的主控者，然而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家，對於其它區域相對弱勢的他者，也一樣是以「帝國心態」的監控模式對待。

對我而言，去除「帝國意識」不僅僅是針對美國進行批判，同時也是對於自我的反省和批判。某方面說，我認為要反抗今天的全球帝國，是可以藉由每個地方對其內部的「帝國意識」進行批判和清除，以此作為瓦解帝國全球版圖的方法之一。因此藉由將這兩類案例並置，是有助於我們認識到這種宰制關係的全球性，以及我們從「在地」就可以進行的「去帝國」工作。

問：影片中你邀請參與演出的大陸配偶以真實身份說出他們被台灣移民署歧視的經驗，以及邀請演員以第一人稱的口白方式，讀出部落格中申請美國簽證受拒的案例。這是你以前的作品沒有採用過的形式，可否談談從最早你作品中所描述「無聲」的弱勢群體，到這部影片中人民主動的「發聲」之間，背後有什麼樣的意涵？是什麼趨使你做這樣的轉變？

陳：從無聲到有聲並不是因為我的創作想法有所改變，如果有所演變，主要還是來自我碰觸到的現實狀況，以及面對這個現實時我可以如何提問的原因。

在〈凌遲考：一張歷史照片的迴音〉中，我關注的是在早期攝影史中，非西方世界通常只是作為一個失語的「被攝者」，當時我思考的是如何在攝影史的觀點外，書寫另一種「被攝影者的歷史」，或者說非西方世界如何翻轉處於失語和被詮釋的位置，所以我才想將已經被「定影」的歷史影像予以「解凍」，進行另一種觀點的詮釋。

我拍〈加工廠〉時，那個工廠已經惡性關廠了7年，雖然女工們曾經在關廠後進行過激烈的抗爭運動，媒體也曾經做過大幅報導，但到了我去拍攝時，工廠已經被法院查封不能進入，抗爭運動也已停滯多年，整個事件也被媒體遺忘。那時候我想在現實的法律下，雖然女工們已無法獲得其應有的權益和賠償，但女工們的人生經歷和尊嚴，以及產業外移對地區勞動者的殘酷不應該被遺忘，我覺得藝術至少能去抵抗在消費主義下被「遺忘」的現實，所以我才會「非法」的潛入工廠內拍攝這部影片，同時，也是因為女工們希望她們可以用「沉默」的方式參與拍攝，所以我才選擇以「無聲」的方式呈現。

這之後的其他幾部影片包括〈八德〉、〈路徑圖〉等，我之所以持續運用「無聲」的形式，主要是這些影片討論的問題和拍攝的地點與人物，都類似〈加工廠〉的情況。「無聲」在這些影片中有另一種意義：某方面說，這些被遮蔽和遺忘的當代現實，是以「沉默」的方式存在，在影片中我將之作為抗議喧嘩的消費主義的「語言策略」，也就是將「無聲」視為是另一種「發聲」的形式。

到拍〈帝國邊界 I〉時，因為無論是台灣人申請美簽被歧視的經驗，或是大陸配偶在台灣機場被台灣移民署不人道的對待，都是還在進行中的壓迫，只是這些被壓迫的聲音無法被聽見，也無法被看見；對我而言，藝術家應該以藝術的行動方式，讓這些壓迫關係被呈現出來。尤其是無論在美國在台協會或是台灣機場的面談室，這些地方都是禁止進入拍攝，這也意味著「現場」是不可見的，紀錄無法被進行。那唯有以藝術的想像方法和行動方式，去「佔據」被權力機制封鎖的「現場」，並在「佔據現場」後在「現場」中進行發言。所以我在拍攝〈帝國邊界 I〉時，搭了美國在台協會的面試空間以及機場空間的「場景」，這並不是為了營造劇場式的空間效果，而是為了解放被權力機制獨占的「現場」空間，並且藉由搭景的形式奪回這個「現場」，然後在這個「現場」內，讓原先被消音的話語重新說出來。所以無論是邀請大陸配偶到「現場」說出她們的親身遭遇，還是採用過去台灣社會運動中用過的「報告劇」手法─由演員替代無法現身的人發言；對我而言，都是在因應不同現實下的「說出」方式。

問：對你而言，影像的政治可能性為何？或者影片如何作為或成為一種「行動」？

陳：我一直關注的是如何讓無法被看見但又具體存在的現實，可以「被看見」，這就意味著我必須要「政治」地思考如何拍攝的問題。這不僅是影像的「內部」要如何呈現，也是在整個拍攝過程要如何進行的問題，對我來說每次的拍攝都同時是一場「行動」。譬如在〈加工廠〉和〈八德〉中，我是非法潛入已經被法院查封的空間內拍攝，某種程度說，這也是藉由「佔據」和拍攝影片，將原先屬於法律和資本的空間暫時性的轉換成一個批判的場域，尤其是藉由影片媒材的特性，可以將這個暫時性的批判場域凝固起來。

而在〈帝國邊界 I〉中，我之所以想發展成影片，是希望在去除「帝國意識」的運動中可以藉著影片得以重覆、在不同時間、地點放映的形式，去創造出更多對話的空間；而每一次的放映也意味著是一次與觀眾討論如何去除「帝國意識」的臨時集會。對我而言，關於藝術的「行動」，除了要討論的議題外，重要的是不斷去創造、延伸出新的對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