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界仁對於探討如何「重新看見」當代社會中無法被「看見」的現實，始終保持著長期關注，他擅長通過影像，將社會狀態中隱而不顯的政治操控力量、權力關係，甚至是潛在的體制性壓迫呈現出來，這幾乎可說是他作品中一貫的核心與精神。長期以來呈現和分析陳界仁的創作的方式中，多數是通過針對他的單件作品進入其背後的時代特徵和意識型態分析，它們仍就是一個個單獨的「切入點」，至今甚少或甚至在許多層面都尚未有機會以連貫成具脈絡性的「思想整體」被看待。而對於他每一項創作文本之間的「思考延續性」與「問題意識」也相對較少被清楚和全面地談論。然這卻是想瞭解陳界仁整體創作思維時最重要的一部份。

因此這個策劃專題，是有意識地選擇同時呈現陳界仁最新的兩件作品：《軍法局》和仍在持續進行的《帝國邊界》作為探討與連貫的開始，其背後策劃動機是期望以具有延伸性的角度將兩件作品視為具有更全面性緊密關係的「系列」。陳界仁雖然是以某些特定的人物、事件和場景作為單件作品鋪陳的出發點，然其所觀察和理解的當下民主政治、消費社會與其背後龐大的歷史背景的關係，卻廣泛映射了台灣在亞洲作為二戰後美國的冷戰戰略節點與策略下的命運和發展。將《軍法局》和《帝國邊界I》兩件作品並置，其所鋪陳的歷史過程與時空架構上的線索，足以使觀者跨越局部的時代特徵和歷史階段性的差異與鴻溝，連接起縱向上的時間軸線與橫向的社會空間。在此前題下，加上影片所擁有的特殊「敘事」（包含了檔案、再現、虛構及想像的組合）能力，提供了超越線性觀點的局限、超越政爭下的社會表相的解讀可能，並在「歷史」和「當下」交織的情境中去理解當代台灣社會內部的真相與現實。當然，陳界仁一向是站在批判性的史觀上來檢視當今台灣社會中的體制性問題，然而那在全球化後、在新自由主義全面發展的世界生產體系中也同時是對超越「地方」的普遍性生存問題的檢驗。這兩部作品提醒了在看似沒有關聯的台灣戒嚴/極權主義時期，和今日民主制度、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下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現實之間，確實有著意識和思維狀態上的潛在延續和影響關係─即「冷戰意識」與跨國資本主義「帝國意識」二者作為背後的支配力與影響力；然而這樣的意識和思維所形塑出的某些時代性遭遇、歷史因果和政治意識型態操作卻總又是在歷史的鬥爭漩渦中被疾速地遺忘和扭曲。

這個專題以陳界仁的訪談為主體，他鉅細靡遺地剖析在這兩部影片中的兩個主題─借以探討社會中仍存在著「戒嚴意識」的「軍法局」，和借以探討「帝國意識內化」後的國家控管之執行，對台灣當代社會狀態進行深度的政治分析與批判。這個訪談計劃，是希望通過他自身細膩、完整的陳述帶領觀者進入他特有的影像美學意涵中，在理解「作品」之外更隨著他的反思態度去重新建構出對一段歷史和社會現象的詮釋可能性。

除了論述歷史與社會，陳界仁的影像創作也往往也具備一種「反射式」的能力，讓人們從作為他者的「觀看」與「被觀看」多重關係中架接至和自身切身相關的問題上；亦即得以通過他的作品得到「自我賦權」(Self- Empowerment)之主體意識的啟蒙與開展能力，而這也正是他創作的最開始意圖與最終目標。陳界仁總是在言談間強調其作品與自身生活經驗的關係，其意義也是在於將藝術中所探討與形塑的「社會關係」推向改造現實生活的實戰場域裡，而這一點和他在這兩部作品中所強調和發動的「人民書寫」行動直接相關。「生活經驗」不只是陳界仁創作的精神內涵與靈感來源，也因此後設式地進入整體「觀看」文本中，其所表現出來的也已超越「個人的」、「片段的」的藝術自我經驗和私密象徵，進入具主體意識的社會公共領域中。

此外，這個訪談專題的另一個目的，在於呈現陳界仁對台灣當代缺乏延續性歷史意識的嚴重斷裂現象所做的探討，也是對台灣當下普遍的「消費化社會之政治麻木與冷感」做出反抗與提醒。台灣的藝術創作者面對政治性議題，大部份是以一種「旁觀」、「嘲諷」或單純挪用政治象徵性元素加以拼貼和改造的手法表達其政治批判意見（如解嚴之後九十年代的政治藝術潮流），這其中至今仍有意識且持續地處理與面對當下糾結、棘手的政治性議題的屈指可數，陳界仁幾乎可說是目前唯一以創作明確建構出跨時代性史觀、提出核心問題，並試圖觸發產生個體或群體行動力的藝術家。從1996年他開始以影像創作《魂魄暴亂》攝影修像系列以來，我們可以從其作品演變中看到一條清晰且基進的推進，而這個推進也正以《軍法局》和《帝國邊界I》能作為最好的闡釋說明。早期《魂魄暴亂》系列和《凌遲考》中對強勢/弱勢者的觀看/詮釋權力關係的反省和探討，在《軍法局》和《帝國邊界I》中已轉進為受壓迫者、「失語者」主動發起的自我身份書寫，他邀請參與演出的遊民、失業勞工、外籍配偶......在象徵體制與社會主流規範的「框架」外寫下他們的名字與處境；到了《帝國邊界 I》，影片則以第一人稱直接「發聲」，由每一個個體主動陳述自身在希望前往其他地方或國家時所面對的邊界管制，並藉此呈現背後階級性和支配性的霸權意識型態。在這之中我們看到他思想脈絡與創作的幾個彼此相關聯的推進主軸：一：如何從反思「觀看/被觀看」、被詮釋和論述的「他者」的位置，到「自我賦權」之主體意識的啟蒙；二：轉化弱勢地區作為「失語」、「沉默」的他者、到「身份書寫」和直接「發聲」的行動力，以及三：探究從過去有形和外顯的監控─國家、戒嚴法的直接控管，到當今無形、內在的監控─通過消費主義、意識型態塑造之控管。

通過「創作」作為積極思考和具行動力的過程，陳界仁仍不斷在質疑和追問：在什麼樣的歷史進程和原因下，壓迫至今仍然存在？以何種方式存在？若能指出一個明確的群體或族群，為什麼是「這些人」受到壓迫？而哪些人、在什麼樣的邏輯與什麼樣的社會組成中被認為是需要管制的？這些受壓迫者、管理者皆不僅僅是所謂的「他者」而也可能是一個更大的集體的「我們」，在劣勢與優勢位置並存的當下環境結構和生產關係中，台灣如何以「帝國之眼」看待比自身更弱勢的族群和國家，又如何馴服和仿效更大的支配者之意識與行徑？而這些複雜卻環環相扣的歷史成因，又跟冷戰以來的對立思維有什麼樣的關聯？對於將這些問題的釐清和探討，對陳界仁而言，即是真正跨入民主制度中擁有自主發言權的積極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