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克，一種DIY主義

我那時對龐克之所以了解，主要來自大學時看了 John Savage的《England's Dream: Anarchy, Sex Pistols, Punk Rock & Beyond》。因此對於西方早期的龐克還算認識。在那時的台灣，對於龐克思想接觸較多的團體，該算台大視聽社，也算是談地下文化較準確的地方。在音樂上的接觸是困難的，主要是因為龐克音樂的唱片乏人代理，後期有了代理，但中文資訊闕如。台灣比較稱得上具有龐克精神的一群人，大概只有濁水溪公社（註1）。

我認為龐克精神最主要的就是一種 DIY主義。因為沒有學校來訓練，所以自發性很強。一群大學畢業的知識份子其實當不了龐克，英國龐克運動最早是一個知識份子與一批混混搞出來的，受過藝術學院教育的麥爾坎．麥克勞倫（Malcolm McLaren）組了性手槍樂團，但成員全是街頭浪子。知識份子有策略，一群混混不怕死，這個模型便是這樣起來的，有腦也有腳。另外，非知識份子的龐克都有一種不怕死的態度，不怕死很重要，他們由於沒有什麼好損失的，而把所有一切都投到這些事件裡面，因此有百分之百的自由。

但是，龐克在台灣一直是個髮型。大部份都只是一種外表上的龐克，真正具龐克精神的很少。李壽全那時有一首歌〈佔領西門町〉，歌詞就是形容西門町的那些青少年「他們是台灣的少年龐克」。

如果從「學運反文化」這條脈絡來看龐克精神在台灣的影響。1990年3月的學運在當時對我們很重要。因為學運的關係，整天都跟不同學校的人在一起，那時唯一大型的跨校學生團體是救國團，除此之外，沒有其它的跨校的系統，而學運非常類似救國團，它發展出另一個跨校空間。但學運其實一開始就是一個退潮，像是一個急轉直下的陡坡，在由學運外圍青年為主力的小劇場運動之外（環墟、零場、河左岸、優、臨界點等等），清大的《衛生紙》和地下漫畫《大便報》。台大視聽社的實驗電影、自製家庭A片和盜墓行動，在90年前後數年一時有極為強烈之反文化身體藝術運動（不只是指行為藝術！），「後工業藝術祭」算是這種「透過身體發言的」學運反文化的一個終點。消退的原因很實際：沒有運動的舞台就沒有力量。

在造形藝術方面，那時跟運動比較有關的應有侯俊明、連德誠、姚瑞中、梅丁衍等人，他們的創作應該是比較與社運時代有關。「大台北畫派」如吳天章、「息壤」的陳界仁、高重黎，還有王墨林等人，都是當時對於政治、社會介入較多的創作者。

1992年我在輔大因為「草原文學社」與「貓劇堂」等社團的關係認識了陳家強與劉行一。後來在關文勝的提議下，我們組了「零與聲音解放組織」（註2），但關文勝後來完全沒有參與。1992年6月我們第一次團練，錄了約一個小時的東西，但我們其實沒有確實做一個什麼東西。

9月，我們參加了在中美堂舉辦的「青春之星校際音樂大賽」，當天因為我們大概穿得很怪，出場時反應很好，全場歡聲雷動，下場也很轟動，比起其它表演得好的團反應還好。表演一開始，音樂好像還蠻有節奏的樣子，後來就整個混亂了。我們的曲子事實上都沒辦法重覆，雖然感覺起來像是搖滾樂，但自由的過度，根本沒有章法。它沒有固定的速度，主唱記不得或不願意記得旋律，因為他不會重覆。

從甜蜜蜜到破爛節

當時我也參加了台大心理系的洪裕程組的一個跨校讀書會。平時都討論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像是個聊天會，而我也是在那邊認識濁水溪公社的左派的。一堆人聊天，後來就聊出了要搞一份報紙叫《甜蜜蜜》。結果因為談得時間拖太久，一些台大的學生就先自己辦了《甜蜜蜜的午後》（1991，《台大學生報》中的後副刊），而台大視聽社的左派、小柯辦了《苦悶報》（1992），我們輔大的則辦了《甜蜜蜜》（1992）。1993年，吳中煒開了一間「甜蜜蜜」咖啡，那個地方每天的陳設都不一樣，一批東西進來，另一批東西出去，時時都處於流動的狀態（註3）。那時我擔任節目企劃的工作，也接觸到一些藝術家。1994年「甜蜜蜜」要結束時，我們那時就在討論要怎麼做？後來就產生了第一次的「台北破爛生活節」，那時完全是吳中煒的主意。當時計畫一年辦一屆。決定好之後，我們就去看場地，到處借一些器材。

當時之所以會與台北縣政府合作，與民進黨執政有很直接的相關，特別是當時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的關係。對他們而言，那是一個民進黨文化政策的發揚，也是一個磨合期，大家都在試試看可以有怎樣的可能？如果他們能支持一群完全不為國民黨支持的藝術家，對他們來講是一種勝利。第一屆的活動內容除了地下樂團表演外，還有放電影，一個小帳篷裡則吊滿了陽具、模特兒娃娃。由於參與了破爛節，也直接促使了 Jimi在之後辦了第一屆「春天吶喊 Spring Scream」。第二年春天，在吳中煒的決定下，我們又在台北縣美展弄了一個「空中破裂節」，那時還種菜，真的在那邊生活。1995年的「台北後工業藝術祭」其實就是第二屆的「破爛節」，我負責邀約國外藝術家、蔣慧仙負責宣傳、林中杰弄舞台，而展覽軟硬體與氣氛靈魂則是由吳中煒負責。從計畫到活動開始，我們與公部門的互動都非常好，直到開始第一天，雙方就翻臉了。固然表演異常成功，縣政府卻無法克制甚至粗暴地干涉表演內容。其他的問題如準時結束、控制人數、不可售票、不能生火等等，我們的表演者和觀眾們沒有一項能夠遵守。

在兩次「破爛節」辦完後，自1995年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小型演唱會或官方資助的互外音樂活動開始冒出來（像是 @llen也是在1995年，在台北縣二重疏洪道辦了台灣第一場免費的 Rave Party）。1995年之前，這類活動幾乎很少見，但在之後，類似的戶外活動就越來越多。我覺得是整個社會剛好是這樣的發展，只是我們可能剛好是比較早開始的。這是一個氣氛使然，時代造就了青年，而非青年造就時代。

這個轉變也跟台灣當時漸漸產生的「政治表演化」相關。民間自發性的集會活動在國民黨時代是找不到資源的，而且警察也反對。1988年「集會遊行法」公布後，如果沒有申請，根本不能辦戶外活動。1995年這一切正在鬆動，辦活動時每次一定會有警察來。那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曾在新生南路封街辦舞會，是一次很重要的事件，它事實上是一種兩手策略，另外一手是嚴格的「青少年宵禁」。「我不讓你去走別的脈絡，而是進入我的脈絡」。我覺得這條路線是「郝伯伯」大力推動而不成，直到陳水扁在台北市長任內時才被成功建立起來的，馬英九後來延續了這樣對政府有利的政策。直到今天，我們的青少年還處於戒嚴狀態。

在整個政治情勢的轉變下，「春天吶喊」目前仍算是跟官方接觸比較沒那麼密切，自發性強的少數幾個民間活動之一。今天的「貢寮海洋音樂季」、「野台開唱」都已經與地下文化的觀念沒有關係。

反文化的未來：Blog？

我覺得現在的造形藝術、劇場、電影、搖滾樂等各個界面，在技術上都較之以往成熟度高很多，單從學校的畢業展便看得出來。然而，許多原本的地下活動不是被官方收編、就是跟商業結合（尚未合法的藥物文化還算足夠基進），除了在南台灣還有一些不需要政府丟錢到裡面的場所，能維持一些自己的文化在裡面外。就反文化的角度來說，網路現在是少數還能看到不同意識形態的地方。我同意許雅筑說的：反文化精神的未來，將是網路的部落格（Blog）。因為它是一種產生的、生養的，而非消費的、展示的東西。除了部落格外，幾乎其它的東西都沒有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了，值得一提的是，藥物文化的發展值得我們好好重視。但我覺得不應該只談那些一顆顆的、具體的藥物，而應該是更廣泛地去談一種「藥物狀態」。在這個年代，其實很多影像、音樂、資訊、生活方式、教育等也都變成藥物了。

（本文曾以精簡後的版本刊載於《典藏‧今藝術》，156期，2005年9月號。）

註1：濁水溪公社於1990年4月成立，矢志成為「台灣惡搞叛動文化的先驅」，主要成員為當時的台大學生蔡海恩（左派）與柯仁堅（小柯）。1992年，兩人自費在校發行《苦悶報》，之後因「台大學生盜墓事件」被退學。1995年7月，進錄音室錄製首張專輯《肛門樂慾期作品集》，1999年發行第二張專輯《台客的復仇》。2001年4月由水晶發行第三張專輯《臭死了》，同年5月左派離團。濁水溪公社以搖滾樂型式結合硬蕊、龐克、噪音、草根、民謠與那卡西，並以揉合台客秀場、性虐待、實驗劇、並總以混亂暴動收場的舞台表演著稱，歌曲內容大量涉及政治、社會、男性意識與下半身描寫等，尺度大膽而基進，也啟發了台灣90年代以來許多地下樂團。2005年1月舉辦「向濁水溪致敬」活動。

註2：「零與聲音解放組織」成立於1992年5月，成員包括林其蔚、劉行一與陳家強。成立同年9月參加「青春之星校際音樂大賽」，演唱了九分鐘版本的〈OH！媽媽〉。11月於輔大校慶演唱會表演三首曲子，引起觀眾憤怒攻擊，最後遭切斷電源。1993年4月在世新傳播學院蔣中正銅像前為行動劇場〈功在黨國〉配樂，遭切斷電源，並遭該校訓導長破壞機器，強行拖離現場。5月，於「甜蜜蜜」舉辦「不斷出現復又消逝的想哭念頭」，加入電視等媒材，並自資發行首張錄音選集，為台灣第一張自製CD唱片。

註3：「甜蜜蜜」是吳中煒與蘇菁菁1993年於耕莘文教院後面巷子開的一間咖啡廳或小吃店（性質不定），開張後成為當時不少左翼知識份子及文藝青年的聚會場所，展演活動亦頻繁。1994年，「甜蜜蜜」改由台灣渥克劇團接手，改名為「台灣渥克」，客群及節目延續「甜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