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雙年展並不是思考「我在亞洲，或是我在為台灣，我要講什麼東西？」，而是站在這個對話平台上，思考如何向國際當代藝術社會發言。因此，必須對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有全盤了解，然後提出一個綜合性的觀點，這是建立主體性最好的辦法。所以不是上台之後講「我是什麼」，而應該是呈現出「我看到什麼」，「我認為該怎麼做」，並提出新的創造形式。講了在平台上有意義、可以溝通的話，人家才會去看，你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想問題，台北就會有發言權。這是建立主體性的一套方法，全球化在當前論述空間的好處也在這裡，對當代藝術而言雙年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現在的雙年展跟1990年代雙年展的主要不同在於更多實驗，這是承襲觀念藝術的傳統，將雙年展作為一種機制的作法。展覽形式的改變的確令人矚目，例如上一屆的「廣州三年展」堪稱「工作坊雙年展」，由歐布希特（Hans-Ulrich Obrist）和侯瀚如共同策劃，早從一年之前就大量以工作坊（workshop）的方式討論珠江三角洲，然後在展覽中呈現出來。第11屆文件展恩威佐（Okwui Enwezor）把展覽拿到世界各地去做，或是這屆要做成像是雜誌的呈現，又如2002與2004的光州雙年展，或2003的威尼斯雙年展，甚至2004 的聖保羅雙年展，也都有展覽機制的實驗。利物浦雙年展本身，結合幾個當地重要藝術機構，有美術館、當代新媒體藝術中心、另類空間與商業畫廊等，並以利物浦市作為主題，幾屆以來都以類似方法操作，也可以算是機制的實驗。
這次台北雙年展機制上的實驗是要突破過去幾屆都在美術館館內展出的限制，把展場拉到台北市區。同時，主題上扣緊上述全球化、城市、移民、政治等議題，結合藝術家與社會運動人士的作品一起展出。我們期待它是一個很準確的主題展，而不是像許多雙年展，在論述上是一套東西，跟展覽一點關係都沒有，或是作品呈現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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