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林宏璋先寫好的座談會導言〈頓挫藝術在台灣......或者，從政治藝術的缺席開始〉（註1）後，我腦中首先浮現的卻是「迫切感」，之於這場座談、這個專輯所企圖捕捉的徵候，我產生了迫切感。這種迫切感的成因，我想不只來自台灣欠缺了「政治藝術」（無論是否果真「沒有」），迫切感似乎也來自理性推論下的論述要求（既有藝評書寫似乎未對這個議題有太多著墨），此外，我以為，無論這種迫切感最終是否有效，如果我們心裡還是暗自預期了藝術總是要以某種方式「回應」台灣的現實----這裡所謂的現實，無非是藍綠政治----儘管曾有少數作品確實回應了這種大政治，但我更感受到這種迫切感也意味著外部始終存在。
一方面，我們確實在那較小的藝術政治中看不太到可等同於大政治的東西；這個大和小的問題並假設了兩者間的層級：有一種大的政治和一種小的政治，而大的政治在實踐層次上包圍／規訓著藝術那較小的政治。事實上，最傷感情的部分在於，當我們說一件作品回應了某些政治現實，這種說法多少干涉了「作品」那神聖的自主性預設。在這種情況下，現有的批評作法通常只能去區辨藝術是否曾在某個重大歷史關口做出選擇，或是重申任何作品都有的微觀政治成分----但前者難以避免成為某種素樸主體性觀點，繼而深陷在意圖理論的套套邏輯中，後者則有演變成一套缺乏特定性之泛論。我們似乎不能自外於這個簡單的困境。
總之，當林宏璋以「頓挫」來形容現況時，我的迫切感所引入的不僅僅是政治藝術的缺席。對政治藝術的瞄準本身就是一套政治操作，無論原因為何，只要我們瞄準的是包圍我們的藝術體制或更外部的關聯，這裡都存在著某種頓挫感，而頓挫於巨大外部的效果之一，便是要求認識與我們更鄰近的對象，由此也促使我引入兩個去年年末的展覽，一者為以台藝大「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成員為主的「後文件」（華山），另一則為南藝大造形所蘇育賢策劃的「Cold Q」。（註2）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