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人︰卡洛斯‧巴索阿多（CARLOS BASUALDO）

問︰當你1982年來到美國時你是一個詩人，NKA是否是你從寫作過渡到策劃人的轉折點？你是怎麼開始創辦雜志的？
　　
答︰整個八十年代，當多元文化話題得到討論時，我覺得談話從來沒有超出西方和美國確定的黑人/白人、多數人/少數人這樣的一種兩分法疆域。我想到回答問題的方法是找到一個批判空間，它能活躍對于忽視領域的討論，並建立一個網絡，通過它各種價值、對在這兩分法之外的話題的一致、甚至非一致意見能夠在一種流動的實踐空間中得到重新構造。我覺得當代非洲藝術能夠在這方面有所幫助，提供我們對于在後殖民文化和知識結構中發生的難以想象的變化的更深刻的了解。

問︰雜志名字似乎暗示了對非洲性的構造，但在你的工作中，你總是對這樣一種包容無遺的總體提出疑問。

答︰對，我認為矛盾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矛盾作為過程，允許我從一個更精確地感知到的參照結構中反省我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優勢。當我談論非洲時，它與包容無遺無關，並恰恰是它的反面。NKA也可以被看作是"歐洲研究雜志"。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非洲與其說是一個地方，不如說是一個理念，這一理念允許我們來探索一個特殊結構的分枝，所以我把矛盾看作是一個前前後後觀望的機會，是一種接受方法，即，一個人並非總是了解事物，但他永遠可以重新安排其穿越特定時空的結構。

問︰對于南美人而言，反對"拉丁美洲"的標簽成為一種必須，因為世界上有那麼多有關拉丁美洲的陳詞濫調，它們並不符合當地歷史，但是當我們在南美時，因為國家之間那麼孤立，我們就聯合起來支持這一概念。在這方面，拉丁美洲和非洲是否有共同點？

答︰當然有，但是我想指出的一點是，這種反應也是由焦慮引起的--自我懷疑和自我定義的焦慮，我不覺得它一定是件壞事，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在一個人反對拉丁美洲或非洲性這一觀念時，他不一定是在反對固定模式，他是在反對期待。我們在與一些機構打交道，它們在很多年中主導性地決定了非洲、或拉丁美洲等等的含義。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藝術家本人也傾向于制造這種身份的陳詞濫調，它們的市場效應很好。

問 ︰我最近正在讀有關約翰內斯堡雙年展的回顧文章，真有意思，它在國際上得到令人驚訝的良好反響，而在南非卻受到批評，因為你沒有采用"國家的"群體。在這方面，你被陷入了一個為人熟知的運作系統，在這系統中的邊緣國家在爭取國際承認，但它們時常是相當地域性、甚至是狹窄的。

答︰變得很清楚的是，南非有一種強烈的與非洲較量的國家意識。我想把現代看作一種交流、一種各種價值和理念的系統，也就是在世的不同方法。南非有很長時間處于孤立狀態，他們很難接受世界已經略微超越了他們在某一時間內處于的位置，同時，自相矛盾的是南非又是一個舉辦這種展覽的最好的地方，因為它在各個方面都正在常識建立一個多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

問︰你認為雙年展是否刺激了南非對于這些問題的不同考慮？

答︰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一個人會很容易對雙年展激發的積極能量作出反應，但是我總是非常謹慎地避免把反應看成對于個人敏感性的認同。

問︰我知道你現在卷入了在瑞典的一個計劃，暫時命名為"鏡子邊緣"，它看上去是對藝術實踐的一個相當詩意的審視。

答︰我覺得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個人還是可以在自己的實踐中采取完全自相矛盾的立場、還是可以生命沒有必要拋棄詩意理論作為策劃展覽的一個條件。我想討論在當代藝術實踐中的懷疑和假設的概念。如果你看今天許多藝術家的創作，你能看見在藝術計劃中已經沒有了佔首位的想法。我對形象在懷疑和假使的條件下如何作用特別感性趣。不管你信不信，我覺得"鏡子邊緣"的第一靈感來自委拉斯貴茲的"宮娥"。

問︰在另一方面，你正在慕尼黑策劃的展覽涉及到一個非常政治化的主題，即非洲解放運動歷史。

答︰是的，這一展覽應該提供一個機會來探討某些觀念，如大非洲主義和黑人態度，它們在一些有關現代的歷史研究中被完全忽略了，同時，這個展覽想打開一個領域，使我們能開始討論當代非洲形象和記憶觀念。這是一個歷史展覽，但其中藝術、哲學、記錄性照片、電影和其他東西會互相作用。這是一個範圍極廣的展覽。

問︰你怎麼看待近二十年來的策劃人的角色？

答︰有機會把藝術作品不作簡單展示、而是把它們放在一個互相關聯的上下文關系中是令人激動的，有可能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允許你在不同現實中制造意義的跨學科主線上是非常解放的。我不是要策劃對的或正確的展覽，我希望展覽能夠對于當下的討論有所貢獻，並可能提出新問題。我認為這是跨學科在策劃實踐中能夠加入的深度和廣度。

問︰在你的工作中，你非常強調合作，這對我們這代策劃人非常重要。那它對你為什麼那麼重要？

答︰對我而言，合作能使一個人的想法變得透明，並有可能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不是確定自己的立場，而是從一個位置出發，使你的想法和立場能夠容易地變得復雜化。這也是在要不然就變得過于簡單的展覽中制作一種強度的方法。

問︰你認為合作會成為我們這一代策劃人的主要模式嗎？

答︰我不想為合作而合作。我認為如果把它作為模式，通過它策劃人能夠把自己的思路看作打破機制結構的方法，那麼合作越多越好。

問︰在經過一代英雄式策劃人以後，例如哈若德‧茲曼（Harald Szeemann）和龐吐斯‧霍屯（Pontus Hulten），我們今天好象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工作，合作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答︰很多變化已經發生了︰許多城市的人口結構，大都市的觀念，新身份和歷史的制作，大眾文化的角色。我願意相信，由于這些改變，我們這一代策劃人在所有這些可能性中看到了制作新的文化定義的方法。但是，回到你提到的那一代的工作，他們的展覽作為文獻和參考繼續反映在我們現在的展覽制作中。他們那一時代的烏托邦主義和反文化運動已經結束，但是回溯過去，他們的時代那麼富有朝氣、那麼純正和充滿許諾。盡管這樣，我不相信那一時期的策劃和藝術計劃已經足夠政治化了。九十年代完全是另一碼事，每個人似乎都自我滿足和得意。美國現在是既懶又肥，經濟發展得喊好，人民生活優裕和自得其樂，所以應該主要由我們策劃人來找到把我們的實踐復雜化一處于能夠超越我們自身實踐之限制的位置--的方法，讓我們自己向世界上其他的思維、制造和行動過程開放。

中文轉載自http://hk.cl2000.com/?/visit/okwui/wen_01.shtml

英文原文網址：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Continental+shift.(interview+with+art+museum+curator+Okwui...-a053286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