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害算來算去，都要從七零年代雷根-柴契爾時代所倡議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在經濟上造成的後果開始，知名的左派地理學家David Harvey最近兩本心中譯本《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與《新帝國主義》清楚的拆解了這一以英美國為首新帝國政治學如何導致今天我們面臨的歷史窘況。即便在中國，狀況也是如此，這也是《中國怎麼想？》一書中，對於新自由主亦有所擔憂的汪暉等人所關注的。

歷史在教，但沒有學生。左派在說，也沒有人聽。問題不僅只是他們只是說說而已，而是敗於掌權者的政治宣傳，敗於民粹的動員，還有敗於吾人某種程度的自私。當然，這些不稀奇也不新鮮也不能成為藉口。在台灣一片贊成民營化的時候，反民營化的人只會被認為是黨國資本的餘孽；在台灣一片讚揚大金控以爭取國際競爭優勢時，反對者會被視為公部門好吃懶做的銀行員的消極抵抗；在台灣一片往前大搞各種節慶活動，搞各種高科技園區的神話以便減免其租稅，搞各種「開放」政權與金權交換的遊戲時，人民還普遍陷在在虛構中的中國與台灣的認同政治中，陷在我們還要多久才能脫離小時候教導我們「反共抗俄」的意識形態想像裡，這些換湯不換藥的東西一喝近六十年了，難怪我們即便有前例在前，有教誨在後，有優秀的經驗研究提醒，都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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