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還在舒詩偉辦的《九二一民報》做記者時，曾經採訪過在災區工作的謝英俊，寫了一篇〈謝英俊的築巢傳奇〉（編者註：全文可參閱《921民報》網站：http://921news.yam.org.tw/report/report09.htm）。採訪之前，因為跟他算是熟稔的朋友，他蹲的點也跑過幾次，就以為蠻能掌握他的想法，沒想到卻在採訪之後，我才更具體地清楚了他做的不只是所謂災區重建工作，而是推動一場環境革命。這樣說，倒不是從社會意義去看；在與他的一番談話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禿了頭的一位中年建築師，仍滿懷浪漫地從他所設計的房屋，兀自形塑出一尊住屋者的主體。不由就想起法國近代思想家瓜達里（Félix Guattari）如是說過：「資本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運作順暢的機能性，必須做到完全透明的資訊流通，因此使得它的建築與都市計劃，就不斷把主體的特異性一一抹殺。」

一直到最近一次與謝英俊的見面，他仍然告訴我：「台灣每年出現在報紙上的賣房子廣告有一千多億元，加上雜誌也不斷在生產錯誤的住屋觀念，把每個人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蓋自己的房子都變得不可能了。」是的，聽他這樣說，我好像也覺得花幾百萬買一棟房子比花五十萬蓋一棟房子容易多了。建築做為一種公共論述的實踐，我們似乎已經避開民眾住屋這個範圍而不談，建築師們倒反更熱衷凝聚他們的視線與建構一座民族身分認同的座標，最近在信義區被一層層堆砌起來的101摩天大厦即為一例。這個身分認認同的座標比其他所謂的公共建築更重要，因為它具有一種象徵性，正如101摩天大厦在外表裝飾了四面中國古錢幣的窗戶，象徵著八○年代以後建築所講究的通貨主義。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更清楚地指出：「公共建築這種說法本身已經不僅僅意味著大家都可以進入它們從來也不是用於公共交往的場所，而主要是國家機構的辦公場所，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它們是公共的。」（見《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一座摩天大厦不只是為了控制其貨常流通的功能運作，它也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巨大的基座，雙倍和三倍增大的突出圓柱和壁柱，用來鞏固和強固的連結因素...除了通過使人們注意到從下面支撐它的難度而強調調上面岌岌聳立的奇蹟之外，這些援指不可能有別的功能...它從一開始就是以寓言的精神做為廢墟，做為碎片而構思的」（見《德國悲劇起源》）。班雅明說的這段話，讓我對於建築做為一種公共論述的實踐竟莫名地憂鬱起來；每一座壯大的公共建築，都有它壯大的設計理念，卻以象徵的符碼援指其做為廢墟，做為碎片的構思。

早於1962年日本建築大師磯崎新（Arata Isozaki）就說過：「未來都市不過是廢墟吧！」沒想到40年後這個寓言竟在2001年的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獲得驗證。2003年美國侵入伊拉克，我們更看到一座座美麗的阿拉伯古建築竟變成一堆堆瓦礫。在戰爭愈來愈飛彈化、轟炸化，甚至核彈化的這個時代，我能夠理解磯崎新做為曾經經歷過廣島核爆那個年代的日本人，眼前所見之高樓大厦隨著都市計劃，如雨後春筍從我們的環境中冒出頭來，心中所想之透明、秩序的建築美學，亦隨著環境的解體如夜間發光的都市在黑暗中顯得不確定性；那麼偉大的羅馬廢墟到底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反思呢？在公共建築上。

談謝英俊的協力造屋，似乎不能避免談大地震，在這樣的「隱喻性」上，大地震留下來的「廢墟」能提供建築師什麼想像呢？三島由紀夫站在戰後歷經大轟炸的東京廢墟上，他抬頭望見的卻是一片藍色的天空，我想謝英俊抬頭望見的是一場住宅革命的意象，但只是一種素樸的反空間商品化的概念；廢墟提供了藝術家無限的想像力。我在災區看過受難家屬在中原節，紮了一個紙糊的房屋燒給被倒塌房子壓死的親人。這棟紙糊的房屋不管在造型或顏色上，或因比例的縮小，都給人一種造型上的詭譎意象，這似乎跟建築師做的模型圖所具有的通過水平線造成透明的直方體充滿建築感性卻是對於房子完全不同的想像。那麼建築做為一種公共論述的實踐，紙糊的房子大概更能提供感情與夢的可能性吧？而把建築師的模型圖尺寸放大形成建築物以後的透明與秩序，自然就讓人很容易看到的是一個通貨主義的秩序，而產生在資本主義化身體官能上的愉悅感。談到謝英俊協力造屋的「隱喻性」，總讓我不能不記起那座紙糊房屋所意含的感情與夢。

921大地震讓我們目睹廢墟的真實景像，也許這樣的景像更讓我們身歷一個建築語言廢墟化的後現代。原先我們對於廢墟是在不確切的知識之中形成對它的一種曖昧感，921之後變成可以用經驗接受它在實際的空間存在著。邵族不就以如此的形式讓他們的神話也存在於一個解體的環境嗎？謝英俊為邵族重建的安置社區，在這個意義上，即顯示了它跟其他災民家屋重建的想異性，在於邵族在新生地建構出了一個邵族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指原住民在特有的地靈崇拜之下所形成的「場域性」（Site Specific）卻是通過板塊「移動」這樣的非歷史記憶之下衍生出對家屋認同的價值觀，只靠了家家一個祖靈籃，就讓族人對土地的神話比對房子的神話更為認同，恰恰是與漢人相反的。這個場域更因祖靈籃的介入，而逐次建構出身體與文化、個人與部落、個體與集體的倫理關係，受難的族人得以在其中進行現實的活動。房子對於族人不只是「造型」上的問題，重要的是這個場域因發散著「倫理」觀的欲動，「民族認同」、「傳統」這些被捏造在漢人俗艷的寺廟或世界第一摩天大厦之中的公共建築，就顯得有點矯情了。美國華裔地理學家段義孚在他的《空間和地方》（Space and Place）一書中，在敘述這種神話空間時，他曾提到：「世界觀」是指一種民族對於置身之環境嚐試做出某種形式的掌握，進一步為了適合其居住而必須對其表現出秩序及調和的關係；他說：「只要是人，對於所居住的環境都想要從中感覺到與自己之間的一種秩序與適應感。」

這就不由讓我更為佩服謝英俊做為建築師所懷有的一個打造烏托邦之夢，從邵族安置社區看到這個公共建築的夢不是從世外桃源做起，恰恰只是在一個神話空間裡讓族人如段義孚所言之「從中感覺到與自己之間的一種秩序與適應感」而已。921之後，我們已然看過不少是用「造型」取勝的公共建築，做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建築師從來不相信土地的神話比房子的神話更能讓居住在其屋的人認同。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宿命必然在強大的漢人掌握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之下面臨流離失鄉；希臘人利用幾何學構造出崇高的建築景像，是為了造物神留下祂的「痕跡」，一直影響西方公共建築所追求的「神像形象主義」，到了資本主義的興起之後，「神像」漸漸蛻變為世界現狀永恆化的個表徵形式，相對於在全球化之下愈被壓擠到邊緣位置的少數民族而言，他們是寧願相信「環境」像一面鏡子，在身體面前映照出一個存在的座標，在「空間」已經變成了一個死語的後現代，「環境」似乎還仍以說明是身體行動的地圖，這是精神性或藝術性強過了一個五十萬元的安置屋所意味的物質性。921大地震所造成無數人的流離失鄉，大概只有邵族從他們的安置社區找到廢墟的救贖。

最後，我想引用美國一位非常邊緣的美學家蘇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在她寫的《情感與形式》（Feeling and Form）一書中，曾為「建築師」這個名詞下過定義的話，她說：「建築師是創造文化意象的一群人，他們不只因創造了人的環境而創造出某種物理現象，更通過各式各樣的律動而建構出不同機能特色的文化意味。」我想，朗格的這句話，是頗能拿來做為我在這裡談謝英俊的「築巢傳奇」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