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絕不服管束的人竟然進了軍校。十八歲，王墨林考進政戰學校戲劇系，七○年代下部隊，在軍隊待了十年，最後以少校退伍。日後，他為文如此描述在部隊期間的自己：「身體在部隊十年的歷史是被刻印在皮膚下面的戒嚴記憶，自己則像一個生殖力被閹割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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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墨林在日本也感受到這股社會騷動，他敏感嗅到一個嶄新的時代將隨著山雨欲來風滿樓而來臨，他懷著好奇心先回台灣觀察，以前在辦黨外雜誌的朋友告訴他：「台灣社會的改造就在此時此刻！」又介紹他見了正在辦《人間》雜誌的陳映真，馬上拉了他去做了一篇採訪，他真感覺到有一股新的力量在台灣解嚴前夕漸漸崛起。於是，王墨林1985年返國，進入《人間》雜誌擔任文字記者。

整整四十年，台灣整個社會論述建立在「反共」之上，與社會主義中國長期對峙，加上在全世界反共堡纍的美國庇護下，從日據時代延續下來的左派勢力不但被斬草除根，更視之為大逆不道。王墨林在日本開始參與友人反天皇、反歧視及日雇工人的各種社會運動，漸漸了解外表非常現代化的東京都會，深層結構卻暗藏著體制下各種名目的壓迫，真是應驗了老左喜歡說的：「有人的地方，就有被壓迫！」1991年，王墨林出版一本《後昭和的日本像》，就是記述了他的左翼日本的經驗。回台後，他南北奔波於從「工黨」到「勞動黨」的各種活動場合，連小劇場運動也都變成他跟體制鬥爭的戰場，1988年在蘭嶼為反核廢料而首揭「行動劇場」的大旗，即為他將劇場與社會運動結合的傑作，影響至今。

王墨林說有三個人對他影響最大：尼采、魯迅、傅柯，他說：「這三個人都很強悍地將生命包裹的外皮、賦予權力的正統價值、體制文化的束縛人心，都一層層剝去；而對待人的生命又是充滿柔軟的情感。」有時，他會用「魯福尼」做為筆名。

本篇文章收錄於〈藝術與社會─當代藝術專文與訪談〉（鄭慧華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