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到了1996年才真正認真創作，是因為我回到眷村，開始覺得要回到我的生命經驗，想知道「為什麼我會住在這裡」，那根源到底是什麼，從地理上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地方（註1）

雖然今日看來，陳界仁的創作正處於巔峰，而他獲得2009年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也是這個獎項的里程碑之一，但比較少人知道的是，大約在十多年前，陳界仁在長期中斷之後，幾乎要放棄創作，「準備收山」。使得他再度躍起，而且這一躍就是猛然向前的契機是由重新深度地回顧自身的生命經驗開始。如果我們和他一起檢視這一段歷程，便能發現，他是「最個人的也就是最政治的」（the political is the personal）這個原則的實踐者。如果他的作品有一種特殊的思想深度，一些獨特的線索組合，其中有一大部份便是來自於他個人的生命經驗；而這些原材料，再加上他挖掘反省的努力，以及嘗試實驗的藝術意志，便綻開出目前豐富的成果。

甚至，對照著他最近的作品，陳界仁由系譜上來說像是居住於「帝國邊緣」。對於這個身份的挖掘，再加上他繼承了台灣新電影所開發出來影音美學探索，很可能是他深受國際重視的原因之一。

「每個父親都有一口箱子。」這口箱子，陳界仁的父親後來把它燒了。在成長的年月裡，父親其實很少出現。陳界仁有個鮮明的童年經驗，有一天，大約是他三、四歲的時候，有一天突然有個陌生人回到家中，他一直想把他趕走，還要把他行李拖出去。

陳界仁的父親其實是在情報單位工作，而且長期駐紮在金門：「我父親當時在金門因為中美共同協防條約跟CIA合作訓練突擊隊」。在那口燒掉的箱子裡，有一些後來全毀但讓他印象深刻的照片（「大約有十幾二十張吧」）：「照片上就是美軍大兵戴『狗牌』，小時候印象最深就是他們穿著迷彩短褲，在海邊、背景有很多正在訓練的阿兵哥；就是穿著迷彩短褲的特種部隊。」

如果要再向更遠的父系祖先追溯，線索便有點模糊。祖父連名字都不知道（「我父親只跟我談過一次（他自己在作什麼），這一生他只說過這一次」），但陳界仁說他祖父是福建人，是個文盲，「有點像賤民」，「講賤民的意思是指以前居住在福建靠海的石頭城，他等於是很低階的、不被看得起的...做著雜工的工作，可能偶爾幫人剪頭髮、打零工...」父親去念書時受到家人的一致支持，但由他的老師介紹加入了國民黨，「隨著內戰發展，他就進入敵後組織。共產黨打到廈門城的時候，他接到留守訓練游擊隊的命令，所以他就留下來。但其實也沒有人跟他聯絡，隔了很久、有一段時間之後，他走在路上，突然有人傳給他一張字條，叫他做事，他也做了一兩年。後來他被通緝，跑到金門，待了很久很久...。」

低階層的家世、國民黨、國共內戰、冷戰時期的美國、CIA...在這些深埋甚至被諱莫如深，後來被燒掉的父系記憶正埋藏著他後來的創作線索，等待他一一挖掘清理。

本篇文章亦收錄於《2009國家文藝獎專刊》與《藝術觀點》 季刊，No. 41， 2010年1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