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專業的界限在所有當代藝術相關工作中，是最為複雜的，其所包含的面相最多，或許也是最難定義的專業；無論我們展演的是一個實質的物理性空間，抑或是藝術語言的語意脈絡，策展的作用皆可被察覺與感知。其中最為弔詭的，莫過於策展人與藝術家都稱呼自己的展演為「作品」（work），利用這個名詞上的巧合（一個是作品的「作品」，另外是「展演」的作品），在觀看展演的我們好似面對兩個作品重疊呈現。而在展演的過程中，策展的作用是無所不在的；也就是說，策展的呈現不但與作品同時出現，並且發展在作品之前，做為一件作品的「前文」（pretext），或者更「回溯性」地定義作品的意義。這個意義不但有著展演藝術作品及意義生產的面相，也是作品界線的問題，同時更是一個管理面相上的機制意義。在當代藝術的展演中，這種雙重指涉下的展演是個多面相的問題，因為這裡牽涉策展主體／主題（subject）的位置；是否也在這種情境下，展演本身再現的統合性及整體性的關聯，攸關藝術意義生產的改變？這些由於策展行為出現而呈顯的展演語境，如何從傳統的美術館策展人位置更換為獨立策展人？其發展及演變為何？這個在當代展演中所呈現的策展主體，是本文意圖思索的起點，同時也回應因獨立策展人的出現，所開啟之藝術與社會的對話，而發生在策展人與藝術家、展出權力、抑或作品與作品之間的策展適當及效果。這個思索的起點也因當下雙年展的盛行，策展人的角色及其與固定機制的互動和關聯，在這種可能下，策展人成為藝文場域之觸媒及機制的面貌，以及現今策展實踐成為某種專業性與學院訓練中一環的現象。

「展覽製作人」角色的改變

思索「策展主體」的開端，必須要對應其與「展覽製作人」（exhibition maker）角色的差異，這同時也是美術館機制中，展覽部門的負責人與管理者脫離「展覽製作」身分的開始。以紐約現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s）為例，各個部門如繪畫、雕塑、攝影的主任（director），就是展覽的製作者，同時也是管理者；而獨立策展人做為展覽的製作者，是一個試圖脫離管理者的面相。獨立策展人於1960年代末期出現，如史澤曼（Harald Szeemann）及霍普斯（Walter Hopps），這兩位指標性的人物脫離其所屬的機制，開始區分與美術館管理者的差別，也同時形成獨立於機制之外的個體。如史澤曼的重要展覽「住在你腦袋：當態度成為形式」（Live in Your Head: 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因在所屬的柏恩藝術中心（Kunsthalle Bern）展出時得到負面評價，而使他辭去其職位（1970）；霍普斯由Pasadena美術館及華盛頓特區的Corcoran畫廊去職後（1970），開始以活動與事件的方式製作展覽。史澤曼於1972年成為「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Kassel）的第一位藝術總監，霍普斯亦在同年於「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中，策畫了美國館的阿柏絲（Diane Arbus）展；這種策展人與強調實驗性之國際型藝術展演的連接，開啟了當代策展的原型。由此，獨立策展人拉開與既定機制的距離，並和機制中的管理者有所區分，這種區分與距離即在於獨立策展人的眾多角色----如研究、收藏、呈現、經理、財務等特徵，必然不同於官僚／管理機制中所採取的方式。也就是說，這種執行與策畫展覽的方式改變了美術館既定的獨斷權力安排，也不同於其以系譜學所瞭解的藝術史方式，去進行對藝術發展的調查，而是更願意在概念、美學、知識生產中冒險；換言之，獨立策展的「開端」是從「離去」開始。這同時也是由史澤曼及霍普斯所開啟的獨立策畫展演特性----一種策展人做為一個「創作者」（curator as creator）身分的開始；或者，更正確地說，是一種移動於固定機制之外創作的作品／工作（work/work）。

策展意義的演變

史澤曼的文章中提到，策展人的角色必須從「策展」這個字眼的意義中去尋找。策展（curature）原義為「照料靈魂」（care for the soul，註1）的人，代表確保宗教儀式進行的神職人員，同時也與curator這個字從拉丁文演進的意義相關，如「照料者」及「守護者」；即curator是靈魂的照料者，同時也是治療者。這也呈顯了curate的主體關係，因為curate不但是一種「保護」也是一種「捍衛」，而這種中介的特性反映意義對應著curature的神職人員意義，一方面有保護了儀式的宗教意義，另一方面則是對信徒的布達，亦即curate的照料之義有著「對內」的保存與一種「向外」的呈現，同時也指涉著一種權力的顯現：curate總是框架在某物之上，是一種兼具「照料」與「控制」意義的關聯。而策展亦顯現了一種對內及對外的再現關係，這種再現必須依存在一種「表演性」的言說上，重新部署一種對內（美學及藝術）與對外（社會及教誨）的關係，而這也是一種介於儀式與展演之間的取捨；換言之，curator由「展示」（showing）與「被看見」（being seen）框架其表演性。

這個字眼隨著世代有著不同的意義：在14世紀時，它指涉著照顧瘋癲者及幼兒的人；在17世紀，curator才開始指涉在美術館、圖書館、動物園呈現展覽的人。從瘋人院到動物園的共同線索，在於這些機制實際上皆是一種控管系統，套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用語，其同時也是一個「半司法系統」；因為這些機制不但是一個管理系統，且以既有的權力自行「決定、判斷與執行」（註2），這便是上述這些機制在過去一定是國家機器中一環的原因。而在這個意義下，展演做為機制的代表與展現，其自行「決定、判斷與執行」的權力卻是依存在curator個人上，這個在邏輯上的不一致（機制與個人），讓這種展示與「被見」成為個人與集體的顯現；也是這種在curate與機制中潛在的衝突，使自行「決定、判斷與執行」的既有權力開始與個體產生聯繫；換言之，讓這種「照料他人」成為一種「照料自我」的運作方式。這同時也標示出策展做為一個機制時的權力路徑：移動在既有「儀式價值」外的展覽方式，這是一種在個人實踐中所呈現的社會實踐、一種透過「自我技術」而呈現的機制新關係網絡，而策展人做為「文化的負載者」的意義，正存在於一種集體與個人的疊合、一種「領袖氣質」本身弔詭性的結果，同時也是「展覽價值」與「儀式價值」中內在衝突所在。正因如此，策展在字源上「照料」的意義，對應於美術館中被聖物化、馴化、不可感的藝術物件，正是要「照料」藝術中失卻的作用，以回復其可被感知的方式。可以說，獨立策展從機制的出走，是一種照料藝術的方式、一種蘊含在「策展」主體之中的實踐。

展演機制的移動

對策展人而言，每個展演計畫都是一個在現存機制中不斷溝通的結構與結果，因而，這種移動既有關係的「照料」，不僅僅發生於展覽中，同時也發生在其權力的面相，更是一種對於藝術的移動。將之對應於史澤曼本身的策展實踐----他在1972年卡塞爾文件展中，利用表演、行動、電影等依附在科幻小說、廣告及烏托邦等子題下的策展規畫，企圖營造一個暫時的藝術移動關係----這些在情境之中發生（work in situ）的展演，同時也是以一個暫時存在的狀態，標示從展演機制的移動，這不僅僅是由物理上以空間來思考這種移動與展示性的意義，也包含展演做為一個整體，向公眾展開的語言關係。因為溝通與對話所產生的展演情境，是透過一個既存意義的出走，來標示既定知識生產的出走；這是當代展演做為一種知識生產方式的獨特處（或許也是策展論述與藝術評論之差異所在）。在這裡，獨立策展機制維持一種暫時的烏托邦姿態，同時也是一個由策展語境及視野所開放的場所、一個維繫在公眾與專業中的機制移動；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正是將展演修辭做為一個移動過程，呈現在作品語意及展演修辭策略的方式：一種對原本配置的重新劃分。而這也是策展做為一種創作的弔詭所在：策展人並不擁有藝術作品的光環（aura），因為其所憑藉的藝術物件並不可見，必須透過物件的消失（於展演）方能呈現；也許這是當代策展實踐最為吸引人的地方，同時也是策展做為一個主體，在展演中透過缺席而顯現的證明。

經由缺席靈光的顯現是在展演中兩種作品疊合的地帶，亦是儀式價值過渡到展演價值的部分；換言之，這也是當代展演中所開放之作品疆界的標示。而這種重新的配置正是展演中所呈現的視野（vision）----這種移動（shift）從一種原有的失去開始，而非先知式所開創的預見視野；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於展演中顯示展演本身如何構成的視野，從現有的失去中顯示的移動。也是在這個框架之中所呈現的策展主體，才顯示出一種重新配置的視野，這正是展演必須從展演本身的問題開始顯現的基礎點，從這個面向所開始之「我做為他者」（I-for-the-other）的照料，是策展本身工作（work）的開始，一個在作用中的作品（working work）。

註1：Harald Szeemann, "Does Art Needs Directors?", Words of Wisdom: A Curator's Vade Mecum on Contemporary Art, Edit., Carin Koni (New York: Independent Curators International, 2001), p. 167.

註2：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