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您是其中最早檢驗諸如遊牧身份、混種文化、全球流動、離散經驗......等等生存狀態之下的藝術家的策展人和批評家之一。請問您自己的境遇對於個人的策展傾向有沒有產生影響？

A：一個來自所謂非西方文化背景的移居者，你的身份屬性常常會被人一再地挑起。這樣關鍵的議題，隨後竟也造成我拒絕採以那種固定的、制式的以及再現的他者表述。當我初到巴黎，面對周遭的事物，我發現自己陷入一種無所適從的窘境。所以說，對我來講，提出與認同性、全球化攸關的種種課題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個人所經歷的文化衝擊固然微不足道。但是，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期間，世局出現了歷史性變化：冷戰的終結。大家發現彼此業已生存在一個新的典範之中。而新的世界秩序衍生出諸多問題，比方說，經濟全球化、後殖民移民、西方世界以外的現代化，等等，你可以把它當作是危機，抑或是轉機，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視野。與此同時，後殖民理論也形成文化革新的驅動力了。當你面對所有這些問題時，能夠洞見全球化並非那種盛行於美國或者歐美地區的同一模式，尤其顯得迫切、重要。事實上，世界各地流通著諸多現代化的可能性，哪怕今天已紛紛調轉過來影響西方了。

我確信由我策劃的展覽都能夠跟個人生活經驗聯繫起來。再說，我也希望這些計劃足以呈現出一種有別於主流藝術世界的類型。可是我沒有重構主流的意思，反而矢志將那些把平常與異常區隔開來的障礙除去，要不是這樣，不同的主體便無法獲得"平起平坐"（equal existence）的機會了......可想而知，我主動參與全球對話的過程，怎麼可能說跟這個選擇、傾向和策略毫不相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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