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起於政治心理學的擬旨,並結合部分文化研究的成果,分析「台北市」作為一政治主體的政治與文化意向/象。市長民選的機緣肇發了構築以「台北市」為認同主體的需要;陳水扁與馬英九各自以市政政策召喚其對於台北城市、市民的主體想像。然則二人不同的施政作為不但反映了台北主體建構於前後時期的不同需要,看似中性的政策卻透顯二人由於其「省籍」差異而實則立基於不同的歷史想像上,在各自的台北主體論述中需要不同的撫慰、撿拾;而不同身分的市民自也有其殊異的認同需要,在二任市長的政策中或受毀傷或得療癒,然則集體性的「市民認同」並非市民生活實踐的全部,在全球資本主義脈絡中市民個體化的消費行為實則有著溝通的動能,也為城市主體營造帶來新的契機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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