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爾這個城市舉辦的任何國際藝術活動都注定要將這個城市本身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點；自從八十年代晚期舉辦第一屆國際伊斯坦布爾雙年展以來，歷屆國際藝術盛事均把該城市作為其"獲獎輔助因素"。伊斯坦布爾一直擔任著主角，這既富於挑戰性又回報豐厚；若把它比作一位正在變老的婦人並不足為奇：" 紅顏已逝，風韻猶存"。我們如此這般描述那些被歲月消損了容顏，但仍然可辨當年美貌的婦人。這個城市具有豐富的傳統，青春的心臟，及後天獲得的"現代感"－它正從伊斯坦布爾搖搖欲墜的城牆後面冉冉升起----實際上，這個城市對於現代感很陌生，但卻包含著這個陌生的東西。而這個城市注定要承擔的絕不只是歷史。伊斯坦布爾有一千多萬人口，是商業、金融、媒體、旅遊、文化和藝術的腹地，是土爾其的一顆明珠，沒有任何法律能夠阻止每年增加幾個的摩天大樓侵入她的靈魂，沒有任何政府行政機構能夠對抗都市化、人口膨脹、腐敗和污染帶來的結果。在心臟病發作中蹣跚而行的伊斯坦布爾每天都更艱難地將自己躋身於現代化世界的一部分；在土爾其，它等同於西方的"特大都市"。

　　 記得R.D. Laing （蘭恩）在另外一種情形中曾說過：無論你是當地人或外國人，在與伊斯坦布爾的關係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要去"狩獵一隻其足跡只存在於獵手心中的兔子"。現在回顧以往在這裡舉辦的六屆雙年展，伊斯坦布爾的魅力一直是藝術展的支柱，是的。但我一直在說，今天人們感興趣的只會是伊斯坦布爾從研究東方專家們的幻想中游離了多遠，而其現實狀況與世界上任何其它國際化都市相比又是如何。正是這種令人猜測的、意想不到的因素或含義使它吸引著策展人、藝術家和作家的興趣：它將自身作為一種象徵出借，令人們的內心沉湎於漫無邊際的各種臆想中。

　　近年來，"藝術界"似乎更熱衷於參觀其它地區的雙年展，因為那些地區已不再只是一個"香料市場"。但這取決於那些地區的雙年展如何"準備宴席"。我認為，與周邊地區類似的雙年展比較，伊斯坦布爾是獨特的，這源於它能夠僅僅通過其富於歷史性的過去和歷史遺蹟來影響策展人----因而是這個城市，而不是雙年展，秘而不宣地取代了主角位置。不過伊斯坦布爾的另外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它的確有望成為一個可供選擇的"中心"，最實際的原因是它在地理位置上確實局中。另一柄懸掛在周邊地區雙年展上的達摩克利斯劍是一種風險，Gerardo Mosquera在談及哈瓦那雙年展時曾提到：成為來自各中心的藝術批評家和策展人的商店櫥窗，作為"第三世界"藝術人才的偵察力量。不過應當說，雖然由於伊斯坦布爾雙年展，土爾其藝術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機會結識更多來自各中心的批評家和策展人，但雙年展本身並沒有轉向推介大量的土爾其藝術家。伊斯坦布爾雙年展實際上已成為一個藝術活動場所，它不僅將年輕的或不知名的藝術家介紹給世界，也介紹給土爾其的藝術界。

　　首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舉辦於1987年，並成為土爾其共和國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藝術盛事。此前的一年，土爾其實際上已經舉辦了其首屆國際雙年展，即在安卡拉舉辦的國際亞歐藝術雙年展，但此次展出卻一敗塗地，原因是當時的國家首腦認為其中的一些藝術作品有些淫穢，取消了其參展資格。是年土爾其正申請成為歐盟的正式成員國。這一事件必將收入有關土爾其不認同西方的論述中，但它被視為通往歐洲的必經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