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步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回顧世紀末十年來在台灣文化學術界引起普遍注意和參與的「外來」理論，「後殖民」論述堪稱其中不可忽視的一脈。從戰後台灣文化生態來看，九Ｏ年代幾次以外文系學者為主的後殖民理論論戰，可算是從六Ｏ年代白先勇、王文興等人引介現代主義理論之後，外文界學者再一次積極地介入本土文化的爭辯，透過西方流行理論和當下（解嚴後）台灣文化做面向複雜的對話。但是，相較於六Ｏ年代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橫的移植」和「漂泊」、「放逐」等等概念，九Ｏ年代台灣「後殖民」論述的演繹卻自覺「橫的移植」這樣外文系知識傳播典範隱含的殖民架構，在挪用西方流行理論之時不斷質疑「挪用」過程牽涉的種種問題，影響所及，「在地化」、「本土化」等等字眼時時在此類論述裡浮現並反覆辨證。

與現代主義相較，台灣「後殖民」演繹場域裡所進行的本土文化與西方理論交會，顯然更多了點「後現代式」的自我批判姿態。弔詭的是，這樣不得不然的自覺性（self-conscious）論述姿態正反映了台灣論述界無法自外於歐美（後現代）學術風潮的影響，隱然表達了台灣深植於「新殖民」論述結構的位置，台灣的「後殖民」和「後現代」議題顯然不是可以那麼截然劃分，涇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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